余杰:评《山楂树之恋》

2013年05月26日 15时22分 

                                        

   据说张艺谋返朴归真了。他的《山楂树之恋》表现了“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干净是与不干净相对而存在的。那么,又什么是不干净的呢?一位有妇之夫与一位少女有非婚性行为的爱情干净与不干净?面对是一份道德试题,答案并不复杂:不干净。如果是社会现象,生活中的事实,那就不会像是非题那样简单,它可能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是非非,干净与不干净相交织,像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凡简单的是非判断都是轻率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是,谁又能将历史事实具体复制呢?不可能。只能让它作为存在,原始形态的存在谁也抹不去,变不了。它最真实,最公正,最合理。

  “最干净”就更是比较的产物,作这种比较在时空上无法定位,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缺少可行性。更何况,作这样的比较,也无助于我们对艺术品的评价,理念上的“干净”不等于艺术上的品位。表现“干净”爱情的艺术未必伟大,表现“不干净”也不一定低下,问题在于如何表现。像表现“历史上最干净爱情”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在艺术上就是劣质品。它的人物都是没有特定时代社会血液的模具,想通过精心制作冒充活生生的社会的人,尤为可恶!

  《山楂树之恋》的女主角静秋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受到变相管制,这样一个“反动世家”的“可教育好子女”,高中一毕业当上了教师,并且与高干子弟老三上演了“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这当然不是生活中的事实,是艺术家的创造,是“假定性”的产物。艺术家之所以不屑复制生活中的事实,是因为经艺术改制后的假定,更接近生活本质,比事实更真实。张艺谋假定故事发生的时代大环境是1975年前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四人帮”也没有粉碎。那是一个人妖换位,是非颠倒,国家也民族都在浩劫之中的年代。“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这个“革命口号”是通过“革命行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了“武化大革命”。有的“好汉”随父母沉沦,转眼间,“抄家者成了被抄者。”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最易碎的静秋会那样幸运?教师的桂冠竟自动落到她头上!这是当时连许多“龙凤胎”都企之莫及的岗位。我不是说这样的事在艺术品中不能发生,我是说不可能以《山楂树之恋》中那样的艺术形态发生。

  张艺谋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你相信自己的假定接近时代本质吗?包括张艺谋在内的广大青年的前程早被安排好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所谓的“作为”,就是抢农民工分,分农民口粮。不甘如此作为而想“另有作为”,如当教师,那就要或有性格的可能性,或有手段的可能性。性格可能是自发的,性格与那特定的时代同步、合拍,如《伤痕》中的王晓华。手段的可能性是自觉的,将目的对象化,为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王晓华的可能性就没有成为现实性,成了“伤痕”。可能性转换成现实性是有条件的,其中充满偶然因素。静秋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不等于必然,就算“教育好”了,也就意味着不再世袭父母头上的“帽子”,原罪感还是要与生命相始终。当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还仅仅是理论上的。这“表现”之重,足以压断人的脊梁骨,稚嫩如静秋,何以能堪!

  《山楂树之恋》中的主要情节,不可能存在于那个时代。我是说不可能以张艺谋制造的生活形态存在。老三这个高干子弟虽然可能与静秋式的人相爱,但必须克服巨大的内在阻力和外在压力,因为爱的实现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阻力和压力在《山楂树之恋》全都消失了,老三是天外来客?不是生活在那特定时代的社会人?“武化”了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唱唱红色歌谣,跳革命舞蹈。在《山楂树之恋》中,这场浩劫却太轻松了。我们说它腥风血雨,是有共和国主席、几位老帅的在天之灵作证,是有张志新、林昭的鲜血作证!

  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不是艺术真实,是艺术谎言。

  政治谎言,以暴力作后盾,强奸我们的思想;艺术谎言,用审美装璜,诱奸我们的情感。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有理念保护,我们不会被诱奸!

  我无意强求张艺谋正面反映文革,这有政治上的难度,我们能够理解。既然以那特定时代为环境,它就不应该只是绘制的影片,它应是人物生存和成长的土壤。艺术品中的人物,不能割断时代的脐带,一旦割断,就是艺术死胎。如何保存人物与时代的脐带,这是显示艺术家才华的舞台。作为观众,我们有权力要求艺术家这样做,没有义务示范艺术家如何做。男人能判断孕妇生出的是死胎,却不能生出健康的婴儿示范,连死胎也生不出。

文章来源:江苏网络电视台 责任编辑:高赛 【打印文章】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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