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冰:南大记忆与小说空间 ——在南京大学校友小说创作研讨会上的絮语

(2019-05-21 09:49)

  从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的近20年来,我每路过鼓楼老校区,就会情不自禁地向校园里张望张望,有时还特意拐进去,静静地溜达溜达。这20年,我从青年到中年的阅读旅程,从小说写作到文化研究的一点点尝试,无不伴随着“文学南大”的深切记忆——我会在《扬子江评论》文本的潜心建构中领略文学批评的南大魅力;我会在《钟山》“栏杆拍遍”中听到文学史的别样脉动;我会在“小说课”的口口相传中见识文本的更多可能性;我会在《文化研究》的专题讨论中享受跨学科自由穿行的愉悦;我会在当代各类文学大刊和文学盛典中感受“南大文学共同体”的蓬勃生机。

  今天,我们欣喜地迎来了南京大学校友小说创作研讨会的召开,也确证了南大文学共同体的一次新成长。

  文学的南大引领我们注目小说的历史空间。刚刚过去的五四,是个百年五四。百年五四勾起了我们关于“文学革命”的百年记忆。新文学的合法性奠基于百年前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革命是新文学的旗帜,也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旗帜。尽管当下的文学潮流似乎悬置了革命话语,尽管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思潮一浪推开一浪,但改变不了新文学的这个最鲜明的特质。文学关乎国运,文学兴,国运兴。崇尚变革的新文学推动着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时代的更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民族危难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彰显了文学的历史性、民族性。当下,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又行进到一个历史转折点。面对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强权霸凌,面对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轻侮,中国的作家与文学是否应该责无旁贷地再次擎起文学的“革新”精神,扛起文学兴国的历史责任?如果是,那么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我们的小说理应更坚定地走进百年中国的创伤深处,走进国家兴亡的命运细节,走进民族苦难的绝处逢生,走进大国崛起的时代强音,走进共和国脊梁的光荣传承,走进黎民苍生的代代渴求。如果拒拆这样的历史空间,我们的小说乃至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将可能有负于这个时代。

  文学的南大引领我们坚守小说的地域空间。文学总是一定地域文化的产物。地域空间生长我们的知识谱系、习俗个性和语言魅力,形塑我们的族群身份、阶层意识与生存法则,这是文学全球化大势下我们文学的立身之本。作为小说,尤其需要亲吻脚下的土地,拥抱身边的山河。在这一点上,“里下河文学”堪为我们身边的例证。在“全球化”已经成长为我们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时,我们的小说更应关注我们自身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城市文化的演进,乡村文明的重塑、生态文明的发力,都应进入小说的叙事。做好这些,我们文学才会更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拥有自己鲜明的身份。

  文学的南大引领我们亲近小说的大众空间。历史上,雅文化与俗文化基本上是共同发展的,对流、互文也是常态。曾经的俗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常会变身为雅文化,今天太多的文学经典当年都曾经是市井或民间的身份。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打造了大众文学,其发展势头丝毫不逊于传统的精英文学,甚至更猛。融媒体时代,文学文本的发表、阅读、点评更为即时、便捷、日常化,这对小说生态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出来。可以肯定,大众文学的消费属性不会消解小说的审美价值,网络小说一样可以成长为精品文本。在消费语境下,小说与影视共谋不仅能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提升经济绩效,也能彰显文学的包容性。当下,静心回望传统,回望新文学史上那些经典作家亲近百姓、为人民创作的“深扎”身姿,也应是我们亲近大众空间的题中之意。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文学有南大,南大很文学。有文学南大的召唤和引领,校友的小说空间定会浪花朵朵,文汇成潮。

  (作者简介:刘方冰,男,19661月出生,汉族,江苏灌南人,副研究员,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南京大学1999-2001作家班毕业。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十百千人才”理论研究首席专家。创作领域与研究方向为:小说、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法学等。在《文艺报》《扬子江评论》《雨花》等共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出版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寇风烈》、文化研究专著《文化治理与监禁生态》。参著理论专著7部。现供职于江苏省级机关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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