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学兄·文友·作家——忆念董健先生

(2019-05-21 10:43)

                                                     
       “董健走了!”5137时半左右,当我在东大体育场健身时,突然接到学兄苏君和文友庞公的电话,告知我这一消息,并让我向南大的丁帆教授征询董健先生追悼会事宜安排时,我顿时几乎被这一消息惊呆了。稍后,我几乎有点怀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是的,自打二三月前后,我和苏君、文友昌华,跟董健聚会喝茶吃饭聊天之后,原准备这月中旬,四人再次聚会聊天的,谁料想,董兄竟骤然离世,驾鹤西去,不告而别了!
       论说起来,董健真可谓是我的学兄了。在我的印象中,1959年我考入南大中文系不久,即知道,董已是中文系二三年级学生了,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董已师从陈中凡先生读研究生,快要毕业了。而引人注目的是,那个时代能够获得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委实是颇为珍贵稀少的。而董健就在读研期间,就写了不少现当代文学评论,显示了他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突出的文学才华。
       正是凭借这些学术功底和才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董健遂撰写了有相当影响的重要著作,陆续出版了由他主持编就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及《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国现代戏曲史稿》和《田汉传》等等专著。从而初步奠定了他在文艺学术界的地位。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我与董健曾在同校同系读书,70年代后期我俩也可说曾是同行,可当时并无多少个人接触;直到80年代初,我调任《钟山》杂志工作,作为文学编辑,我终于有多种机会接触这位学兄和校友了。上世纪90年代,他出版60多万字的《田汉传》和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两本力作时,他都曾题名赠书与我。
       董兄遽尔离世之际,我禁不住从书架上找出他赠我的那本厚厚的《田汉传》,并随手翻阅起来。翻开扉页,便立即见到董兄龙飞凤舞的题辞:徐兆淮同志雅正。题名之后,并注明19976。这本现代作家传记精装本级别与规格,及出版后的影响,足以显示出董健在文学与学术界的地位。我当珍藏并永远保存下去。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前,董健只是我所羡慕的学有所成的学兄,那么,80年代初,自我参与编辑工作,尤其是参与主持《钟山》杂志业务工作之后,董健便逐渐升格为《钟山》杂志的重点作者了。据我粗略记忆所及,从19851期起,到2004年我退休止,董健曾先后为《钟山》写了四篇评论与随笔。参与过多次《钟山》所组织的学术活动。为此,我也曾多次到南大宿舍楼去看望拜访,请教过董健学兄。显然,此一时的董健,已成为《钟山》和我所十分倚重、尊敬的作家和学者了。
       1985年《钟山》刊发的中篇小说《桑树坪纪事》(朱晓平)获奖前后,正是董健刊发了对小说的重点评介文章。2000年前后,当我筹办“杂文作坊”等随笔专栏时,又是董健为《钟山》写了《告别“花瓶”情结》和《“玩屋”丧志》两篇随笔。紧接着在20044期又刊发了《春末随笔》,显示了董健决非书生气十足的的学者,而是十分关注社会时尚和百姓情绪的作家。
       这时的董健,已不只是学术成就十分突出的戏剧学家和文学史家,是资深学者和教授,而且也是一位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作家了。他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对时代精神的重视,委实已超出了一般文人学子的兴致所在。
       作为《钟山》的老编辑,我自然十分感谢董健对刊物的支持,对我的帮助。作为文友,尤其是当我俩都已年老退休之后,我俩之间从昔日的校友学兄到支持我所编刊物的学者作家,最终再到老来相聚喝茶聊天的知己文友,我俩的关系,便进入了随意交谈,不用设防的知心好友了。
       几年来,按照约定,我们四五位知己文友,每隔两月左右,相聚一次,喝茶聊天,天南海北地闲聊二三小时。气氛和谐轻松,话题广泛开阔。往往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就度过了愉悦闲暇时光。交谈中,董健虽不能算是控制话题的主角,但他言语中的信息量和思想深度,往往是最为令我信服的。
       我们谈作家谈文学,谈创作谈评论,也谈校园文化、社会现状,当然偶尔间也不时涉及反贪防腐和网络新闻。闲聊叙谈中,尤见董兄的学识过人,忧国忧民,爱国心之重。在历次聚会闲谈中,我与昌华坐在沙发上,苏君耳背,董兄眼力不济,坐在邻近的座椅上,往往董兄话语并不算多,发声也不高,语速也不算快,但往往显示出长期从事教学的董教授的心智口才,尤令我心悦诚服。于是,靠近茶几水瓶的我,便往往主动为之添水倒茶,略尽微薄之力。我愿听董兄苏君两位学兄的高见和指教。
      作为从业三十年的老编辑,编余我也坚持业余创作,曾先后撰写评论、散文随笔百万多字,三年前出版《编余琐忆》时曾请丁帆君为我写过一篇序言,眼下我正在编辑另一本《编余随想录》,于是在一次“四人聚”之后,我遂请求董健为我的这本书写篇序言。当时董健年过耄耋,眼力不济,已很少阅读写作了,但他还是爽快地应允为我写序,并让我将部分书稿交给他看看。大约一星期后,他便将戴着放大镜阅读稿件,而后写在一本笔记簿上的序言交我发排。
      尔后,我便将董兄这篇序言,连同丁帆前几年所写序言,和我的三篇随笔,一同刊发在一本内部刊物之上。我时常将这本刊物赠我的老同学和文友们。我十分感谢董健学兄为我所写的这篇难能可贵的序言。我估摸、很可能这就是他最后一篇文稿了。
       如今,我的学兄与文友,南大的资深教授和副校长,曾为《钟山》作过奉献的作家朋友董健遽尔离世了,悲痛之余,我不由地翻阅他赠送我的那本笔记薄,只见在题为《知识分子要活得真实活得明白》(序徐兆淮《编余随想录》)开首所言:“我已久不为他人写序了。一因眼疾,读书写字都很困难,二因反思自己的一生,越来越觉得不满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实在是很羞愧的,再也不敢说东道西了。”
       我以为,这委实可说是一篇有良知的人文学者之文,是一位有爱国心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心声,更是一位有勇气敢于直言敢讲真话的作家的肺腑之言。
       董健驾鹤西去了,我以为,比他的学术奉献更为值得我等知识分子尊崇和纪念的,正是他反省自己反思历史的勇气和见识。是的,我辈知识分子理当像董健那样,永远铭记大学者陈寅恪的那句名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要读周有光、资中筠这样的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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